程皎暘

作家，碩士畢業於香港大學，已出版小說集《打風》《烏鴉在港島線起飛》《危險動物》，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、《廣州文藝》「都市小說雙年展」新人獎，入圍台灣時報文學獎等；小說〈香港快車〉入選首屆「青鳥作家導演起飛」計劃。

　　莫斯科的十月是清冷的。穿上從頭包到腳的「加拿大鵝」，戴帽，只露一張臉，阿蜜覺得撲面而來的風，是從雪櫃裡拎出來的薄荷酒，灑在鼻頭上，有一種別樣的刺激。這讓她保持清醒。第一天上午的行程曾令她不安。武裝力量大教堂、庫賓卡坦克博物館、愛國者公園，似乎一切都關於戰爭。但當她真正位於那個花費了六十億盧布建造的充滿爭議的大教堂時，她被濃稠的肅穆感壓倒。巨大的耶穌的臉，掛在穹頂，凝望着她。大小金色的光，星系似的劃過。一片神秘的紫藍，托起一個飛在牆上的金色聖人，以一種深思的姿態，俯視着在腳下嘗試祈禱的人。她看到一個男人靠近，坐在輪椅上，雙腿膝蓋以下是空的。男人用雙手滾動輪子，好像奮力划着皮划艇的運動員。經過她的時候，他並沒有被她的注視打斷，只留給她一個沉默的側臉，高挺的鼻樑好像某種倔強的樹枝。他在神像下停留，閉眼，默唸。她拿起手機，偷偷拍下了這一幕。

　　給你拍張照吧。周時走近。

　　那是她在莫斯科遊玩的地陪。一個中國人，來自內蒙古。說話的聲音讓她想起中學時聽過的一個深夜電台，那個解讀一個個情感困惑的DJ。

　　阿蜜婉拒了幾次，因為覺得自己並不在拍照的狀態，時差令她昨晚睡得很差，而剛剛在旅遊大巴上的打盹，又令她雙眼浮腫。但最終的成相是她喜歡的：她在行走，漫天的紫色金色向她壓過來；她走出教堂外，陽光刷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。

　　後來她去勝利者長廊。死去的士兵的遺像，馬賽克一樣密密麻麻拼接在壁上，光與影還原着射殺與被射殺的現場。展廳的俄文她看不明白，偶爾靜悄悄只有她，偶爾經過一群被老師帶領參觀而興奮拍照的俄羅斯小孩。他們會追着對她喊，你好，你好。展廳與展廳之間兜售紀念品，並有一個通往外部的出口，綠瑩瑩的指示燈下，總站着一個穿制服的人。大部分是女人。沒有表情，發了福的，金的白的頭髮像帽子一樣扣在頭上。她看着她們的時候，她們也會看向她，彷彿在無盡的懸空裡找到一個短暫的支點。

　　她們需要找些事情來度過漫長的餘生，周時對阿蜜說。我又何嘗不是呢？阿蜜這樣想，但並沒有說出口。此時天下了點小雨。他們漫步在一個展示戰鬥機的廣場上。遠處，三個穿着軍服的男人在雨中。廣場的喇叭裡播放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彷彿穿梭到一場詭異的夢裡。

　　也許她們的兒子，兄弟，或者丈夫，都被派去了前線。有的可能不會再回來。但她們必須要挺過去。周時繼續對阿蜜說。這忽然令她感到心痛。愛人發硬的身體，冰涼的停屍房，哭聲如海浪般此起彼伏的葬禮，一缸七零八碎的骨塊——這些畫面在她腦海裡如蒙太奇般播放，她強迫自己停下來。

　　現在人人都必須參軍嗎？阿蜜問。

　　搖號的。每個俄羅斯男人都有機會。從十八歲到四十歲。他答。

　　她沒有再說甚麼。只是看着遠處那幾個士兵。她好奇他們在看甚麼。明明前方甚麼也沒有。

　　靚女，能不能幫忙拍個照片。

　　一個矮小的大姐湊過來，遠遠對她喊，也許因為戴着口罩，聲音霧蒙蒙的。阿蜜記得這個大姐，在深圳機場集合的時候，她就戴着氈帽，醬紅色的，沾着些粉塵，褲子彷彿是皮質的，拼接着虎皮花紋。阿蜜在想，她不怕熱嗎，深圳二十九度。大姐還有個女兒，人高馬大的，但此刻沒見到。

　　我來吧，周時插嘴。他搶在阿蜜前面接過大姐遞過來的手機。

　　阿蜜想，他也許想表現自己是一個稱職的地陪吧，然後她走開了。旅遊大巴已經停在路邊，距離集合的時間還有五分鐘，車上已經坐了些團友。年輕夫妻，八個結伴而來的退休大姐，還有一家三口。這是一個從深圳出發的旅遊團，只有她是沒有旅伴的。

　　接下來的行程很滿。趁沒天黑，逛紅場，面積有四公頃。然後再去扎里季耶夫空中棧道。大巴剛剛駛入紅場周邊的建築群，團友們就驚呼起來。大片的群山似的俄式建築。